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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郭永怀先生诞辰100周年

2009-05-01 08:00 浏览:
  郭永怀(1909-1968),应用力学家,应用数学家,中国近代力学奠基人之一,“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中唯一的烈士。2009年适值郭永怀先生诞辰100周年,谨以此文记述二三事,表达对这位杰出爱国科学家的深深怀念和敬意。   科学救国   1909年4月4日,郭永怀出生在山东省荣成县西滩郭家村。1929年进入南开大学预科。1931年7月,升入南开大学物理系。1933年~1935年在北大物理系就读。抗战爆发后他辗转到昆明西南联合大学半工半读。国难当头,坚定了郭永怀科学救国的信念,他认为要使国家强盛起来,首先要发展军事科学技术,发展航空事业。为此,他放弃了专修光学的夙愿,改学航空工程。   1940年9月,郭永怀到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师从辛格(J. L. Synge)教授,只用了半年多的时间就完成了硕士学位论文。他出色的工作得到导师的赞赏。1941年5月,郭永怀来到美国加州理工学院航空系,在著名力学家冯·卡门的指导下从事跨声速流动的不连续解研究,以优秀成绩获得博士学位。那段时间在加州理工学院航空系工作、学习的中国人还有钱学森、林家翘、钱伟长等。   1946年,郭永怀受聘于美国康奈尔大学。此后的10年是他科研的黄金时期,他对跨声速理论与粘性流动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为人类突破声障做出了重要贡献。与此同时,他发展了Poincare,Lighthill的变形参数与变形坐标法,为此,钱学森于1956年将这一方法命名为PLK方法。郭永怀因在跨声速与应用数学方面的两项重大成果而扬名世界。1955年7月,他被晋升为康奈尔大学终身教授。   郭永怀是怀着科学救国的愿望漂洋过海的。受聘于康奈尔大学时,他就向校方表示:“我来贵校是暂时的,将来在适当的时候就要离开”;在是否申请接触机密资料的表格栏中填了“不”;对于让他申请加入美国籍的来信,一概置之不理。他平时很少参加社交活动,但在新中国成立前夕,他参加了“留美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康奈尔分会,经常和大家热烈地讨论祖国的未来。   1956年11月,郭永怀毅然放弃优越的物质条件,回到了阔别16年的祖国。   冷静、严肃的科学态度   回国后,郭永怀把主要精力放在组织、领导国内的力学与国防科研上。他先后担任了中国科学院数学物理化学部学部委员、力学研究所副所长、力学研究所与清华大学合办的工程力学研究班班主任、二机部九院副院长、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化学物理系主任等职。他参与制定了我国力学学科的发展规划,倡导开展新兴力学学科的研究。他对我国的国防工业做出了重大贡献,参加了许多重大的工程和项目。他还参与组织、领导中国科学院的人造卫星本体设计,参与地空导弹的研制。   对待学术,他一向严肃认真。1957年,经国务院批准,高等教育部和中国科学院合作在清华大学创办工程力学研究班,先后办了三届,学员300多人,他们成为我国首批力学科研和教学方面的骨干。郭永怀和钱伟长组织并领导力学研究班的工作。郭永怀在1958年、1959年还曾担任班主任,并亲自讲授《流体力学概论》。张涵信(清华大学工程力学研究班第一届学员,中国科学院院士)回忆:“彬彬有礼的郭永怀先生,对力学工作十分严肃认真。他甚至连Supersonic是翻译成超声速还是超音速,Euler的名字为什么翻译成欧拉等都讲究。他主张读经典著作,他说这Prandtl的时代是流体力学的丰收期。Prandtl本人是个大权威,有学识有经验,书写得全面深刻,因此应该学习他的‘流体力学概论’。”   郭永怀为人朴实正直,在政治运动频繁的年代,他尊重科学,勇于讲真话。   1958年1月,郭永怀出任《力学学报》主编。1957年,钱伟长被打成右派。郭永怀了解钱伟长的学术功力,仍然请他任编委。一次,一位知名教授向学报投稿,钱伟长发现其论文中竟有51个基本错误,提出不宜发表。那位教授向编委会提出“左派教授的文章不许右派教授审查”,对此郭永怀不屑一顾,他说:“我们相信钱伟长的意见是正确的,这和左、右无关。”   1958年,教育界开展 “教育革命”,教学、科研和生产实践紧密结合,取得了显著成绩,但运动中也出现了“左”倾倾向。有些人通过向空中扔十字架用库达—儒可夫斯基定理不好解释,就认为这个定理不对了;通过观察荷叶上的水滴可自由运动,就说NS方程的边界条件是不对的;通过当时设计部门说,飞机的阻力现在还不能用边界层理论算,就认为边界层理论没用。他们请来郭永怀,想让他赞同这些“新发现”,不料郭永怀说:“我常想,一个新发现,要推翻什么东西,应该有以下工作。第一,要经过慎重的思考,你们说的问题,没有经过慎重的思考,只看到了表皮现象,就做结论。第二,要有真正的胆识,敢于做研究。你们对荷叶是很有胆量,但不是科学的胆识。第三,要有毅力,可以提出问题,研究问题,要有非搞清楚不算完的毅力,你们不是这样,是凭一时的热情冲动。”   火一样的献身精神   新中国的核科技事业始于20世纪50年代初。1957年初,二机部副部长钱三强约见钱学森,让他推荐工程力学方面的技术负责人人选,钱学森毫不迟疑地说:“我看郭永怀完全可以胜任!他学术上造诣很深,而且作风正派,工作扎实。”1960年5月郭永怀来到九院,投入核武器研制事业中,对内爆过程、结构设计、气动外形、环境试验等许多关键技术问题进行了指导。   1964年10月16日,我国第一颗原子弹装置爆炸试验取得圆满成功。望着蘑菇云冉冉升起,郭永怀忘却了多年的紧张、疲劳,内心充满了喜悦和激动。为新中国的核武器事业他贡献了全部心血。他经常亲临西北核基地进行试验。当时国内航线大都是苏制的中小型客机,既不舒适也不安全。为了节省时间,他总是乘坐飞机,尤其选择夜航,他说:“乘飞机节约时间,夜航打个盹就到了,第二天可以照常工作。”   1968年10月,郭永怀赴西北核试验基地进行我国第一颗导弹热核武器发射试验工作。12月5日,在返回北京汇报时,飞机在着陆前失事。悲痛的人们找到郭永怀的遗体,发现他和警卫员两人搂在一起将公文包紧紧抱在胸前,包中的机密材料完好无损。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刻,他想到的还是祖国的利益。1968年12月2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务部授予郭永怀烈士称号。   钱学森曾深情地说:“郭永怀同志是一位优秀的应用力学家,他把力学理论和火热的改造客观世界的革命运动结合起来了。其实这也不只是应用力学的特点,也是一切技术科学所共有的,一方面是精深的理论,一方面是火样的斗争,是冷与热的结合,是理论与实践的结合。这里没有胆小鬼的藏身处,也没有私心重的活动地。这里需要的是真才实学和献身精神。”   1999年9月1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追授郭永怀“两弹一星功勋奖章”。随着岁月的流逝,人们对他的缅怀日益深切,人们永远不会忘记他的卓越贡献,不会忘记他为国家富强、科学进步而无私奉献、英勇献身的大无畏精神。